巴黎的憂鬱與伯頓的描寫有相似的地方。除去倫敦特有的天氣原因,他們的共同點是發現了窮人之窮。這種窮不僅是窮人經濟上的窮,還有窮人的「眼睛」,窮人的「酒」,窮人的「死亡」,種種現象與背後的精神——被波德萊爾提純的憂鬱。其實在他的《惡之花》里,就有四首題為《憂鬱》的詩。這四首詩的第一句分別為「雨月,整個城市使它感到氣惱」,「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憶」,「我像是一個多雨之國的王者」,「當天空像蓋子般沉重而低垂」。我們發現他與英國的憂鬱研究同行發現了相似的、容易引發憂鬱的因素:「雨」、「回憶」、「天空」。波德萊爾的憂鬱症更嚴重,厭倦與無聊讓他感到時間停滯,終結這一切的死亡遙遙無期。正如他在第二首中這樣寫道:


當陰鬱的冷淡所結的果實——厭倦


正在擴大成為不朽之果的時光,


還有什麼比這跛行的歲月更長?


波德萊爾除了品味自身的憂鬱,還根據觀察到的窮人的細節編造故事,這些故事,在《窗戶》中他說「有時候我噙著眼淚講給自己聽。」「我能在我自身以外的別人身上體驗生活和痛苦,我為此自豪。」


他同樣像伯頓一樣開出了藥方,第一種就是酩酊大醉:「為了不感到那種壓斷你的肩膀、使你向地面彎下的『時間』的可怕的重荷,你應當無休止地陶醉。」


第二種是毒品。在這方面,深入研究過波德萊爾的本雅明有一次似乎錯了,他提到:「波德萊爾是個麻醉品的行家,但這種藥物最重要的一種社會效用他可能沒有抓住。這個社會效用就是嗜葯成性的人在麻醉品的影響下所表現出的魅力。」但其實,波德萊爾在《慷慨的賭徒》裡面寫到一個神奇賭館:


我感到奇怪:我常常打這座富有魅力的銷金窟旁邊走過,竟然沒有發現它的入口處。那裡面充滿美味的氣氛,儘管有些醉人,它幾乎在頃刻之間就使人忘掉浮生中的一切可惡的恐怖;在那裡呼吸到的,乃是十足的真福,就像那些吃了忘憂果的人們該體會到的感受一樣。


這裡的「忘憂果」並非指「百憂解」,而是指荷馬《奧德修記》中提到的奧德修漂流到一個島上,島民給他們吃的忘憂果。


波德萊爾繼續描寫這些彷彿服用了「忘憂果」的人:


那兒有許多男男女女,奇異的臉上顯示出不可抗拒的美……我從未見過有任何眼睛更強烈地閃著對無聊的恐懼和對生存意識的永遠渴望的光輝。


這可能是憂鬱症患者波德萊爾心中最大的魅力:對生存意識的永遠渴望。


除了酒精和毒品,第三種解決憂鬱的辦法就是革命。這個詩人兼社會工程學者為了喚起窮人革命的意志,寫下了《把窮人擊倒吧》,所有的報紙都不敢發表這篇小品文是有原因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寫自己為激發窮人的反抗,以衰弱的作家的力量擊打一個老乞丐的背部,老乞丐被迫進行了還擊之後,詩人說:「先生,您跟我平等了。請給我這種榮譽,來跟我平分我錢包里的錢吧。」這實際上就是在呼籲暴力革命了。


因為這篇《巴黎的憂鬱》壓軸之作賦予了前面所有描寫窮人的篇章以意義和邏輯:只有革命才能最終解決抑鬱。酒精與毒品都是徒勞的。


4


在偉大的波德萊爾的筆下,憂鬱所有的層次昭然若揭。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後起的抑鬱者們要書寫自己的病痛,必須換一種方式。或者,推翻波德萊爾。


二十世紀的福柯說,憂鬱的人不會引起革命,因為憂鬱者根本起不了床並穿上鞋襪。「我在志得意滿的時候比陷於憂鬱的時候更有參加革命運動的力氣。」這句話里不僅回應了波德萊爾,似乎還諷刺了約翰遜。


約翰遜本人通過閱讀《憂鬱的解剖》來減輕憂鬱。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說:「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有些人藉助寫作、作曲和繪畫,就能夠解決精神障礙、憂鬱、恐懼等人類天生就有的問題。」也就是說,讀或寫關於憂鬱的文學能緩解憂鬱本身。


英國詩人柯勒律治1794年寫到他渴望被「苦悶的喜悅」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騷動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悅。」康德認為「憂鬱可遠離俗世塵囂,因為合理的倦怠是一種崇高」。而「以規範為準的美德有個特點,它似乎是要與心靈的憂鬱結合才能達到最高和諧。」康德還認為崇高總是「伴隨著一點恐怖和憂鬱」。


多種原因讓憂鬱在文學中不再成為表現的主要內容,而成為一種文學手段。更多的時候憂鬱成為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名詞。比如說去修飾一個歡快的詞而增加那個詞的深度。


普魯斯特在一篇小品文中這樣寫道:「躺在暖熱的床上伴隨憂愁而眠該有多麼甜美!」


這當然也體現了普魯斯特的修辭用心。


在浩瀚的《追憶似水年華》里,我們能邂逅同樣風格的句子。從這些曲折的長句子里,很難去判斷作者是否憂鬱(儘管我們知道他是憂鬱的,人們微不足道的疏忽就會長時間深深刺痛他的心靈)。「那裡有一個跟任何看門人都不一樣的看門的,他號衣上的飾帶都浸透著我在希爾貝特這個名字里感到的那種令人憂鬱的魅力。」還有更曲折隱秘的:「他玩弄這樂句散發出的憂鬱之情,感覺到它正在流經他的身體,然而總覺得它卻象是使他的幸福感更深刻更甜蜜的一種愛撫。」我們只能說,普魯斯特將自己的印記烙在「憂鬱」這個詞上了。從此之後,任何一個《追憶似水年華》的讀者一想到憂鬱這個詞便會肅然起敬,從而在寫作中不敢輕易動用這個詞。


他無數次投身到萬事萬物中去,體會事物細枝末節中似有似無的情感。當他喜氣洋洋地歸來,向我們講述這奇異之旅,我們會發現講述者也許是通過無數次調整角度、焦距去找尋最佳的講述方式,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既無實際效益又無明顯理由的『裝飾』給色彩艷麗的袍衣增添了幾分超脫、幾分沉思、幾分奧秘,而這與她一向的憂鬱,至少與她的黑眼圈和手指節所蘊含的憂鬱是完全一致的。」


與他在藝術高度上不分軒輊的納博科夫同樣如此。我們不妨舉幾個《普寧》中的小例子,比如「他發現自己呆在一個嚴肅而陰沉的公園裡,綠油油,紫糊糊,濕漉漉的,裡面種些憂鬱的杜鵑花……」此外還有「憂鬱的布谷鳥」、「老猴子眼睛那般憂鬱的深色玻璃鏡」等用法。


在《看那些小丑們》中出現了「憂鬱的愚蠢」這樣的片語。我相信如果去找,肯定能找到更讓人眼花繚亂的用法。


5


鮑斯韋爾在1763年寫道:「在這封信里,滿紙都是你可憐的朋友的悲慘命運。我的憂鬱症已到了最駭人、最苦惱的地步。我沮喪透了。我的心中塞滿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棄我而去。你相信嗎?我瘋狂地滿街走,號啕大哭,淚流滿面,從我內心發出呻吟。哦!老天爺!我怎麼受得了!哦!我的朋友,為什麼我會這麼悲慘。我該怎麼辦?我對任何事都沒興趣。所有事情都毫無意義,都那麼枯燥乏味。」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詩歌之外,散文也在很早之前就已經窮盡了憂鬱這個主題。


憂鬱這個既與社會制度合理性相關,又與人類自身精神結構合理性相關的詞,在文學中經歷了它自己的變形記。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不少作品遊歷於「憂鬱文學簡史」之外的作品。比如說抑鬱症患者、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我相信非抑鬱患者很難寫出以下的文字:


雅各走到窗邊,雙手插在口袋裡。他看到窗外有三個穿裙子的希臘人;船員;下等階層的閑人或忙人,有的閑庭信步,有的快步前行,三兩成群,指手劃腳。他突然感到鬱鬱寡歡,也許並不是因為沒有人關心他,而是一種發自內心堅信不疑的想法——突然覺得寂寞的不只他一個人,所有的人,都一樣寂寞。


還有:


她的內心浮出一種奇怪的哀傷,好像時光與永恆穿過她的裙子和背心,浮現出來,她看到人們悲慘地一步步走向毀滅。


這個二十世紀偉大的作家最後自殺身亡,死於「百憂解」發明之前。


發表於2010年9月的《今日先鋒》,發表時標題為《多雨之國的王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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